【原】中原与草原的循环

在中国历史的循环中，还有一个大的规律，那就是大分裂和大统一相间。

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

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的长达500多年的漫长分裂时期，到秦朝获得统一，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第一阶段，建立了秦汉帝国。第二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分裂到隋朝获得了统一，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第二阶段，建立了隋唐帝国。第三次是五代十国宋金辽300多年的分裂到元统一，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第三个阶段，建立了元明清帝国。

这种大分裂到大统一背后的规律是，大统一后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的第一个王朝都是起自靠近草原的边缘地区，或者直接起自草原地区。第一次分裂由起自西部边缘受草原文化影响很深的秦统一，第二次分裂由隋统一，隋是直接建立在鲜卑人的北周基础之上的，隋的开创者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因此隋的政治基因中也有浓重的草原因素。第三次分裂由元统一，元是直接起自草原的。

由草原民族或者深受草原文化影响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统一，主要是因为草原民族的战斗力强。草原的生活方式本身在不断地训练一代代的骑兵，《多桑蒙古史》说蒙古人是“生而为战士者”。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后汉书·西羌列传》中有描述：“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战死是最光荣的死法，死在床上是一件没面子的事。马背上的民族如同野兽一样能耐受饥寒，性格刚强勇猛。

农业文明则与此相反。在封闭的土地上，农民们提高自己生存概率的秘诀是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他们习惯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需的勇敢和果断。因此，在中国历史循环中还有一个循环，就是草原与中原、边缘与中央的循环，也就是游牧民族周期性入侵。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在地理位置上大致呈现顺时针的次序。

我们前面讲过，周人是起源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封建制建立了大一统的周朝。

然后，新的西北少数民族犬戎入侵，导致周人东迁，西周变成东周。接下来，游牧民族化的华夏政权，也就是起自西北的秦，统一天下。

到了秦汉晋帝国时代，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的，由西北变成了正北方的匈奴和突厥，为了维护统治，几代王朝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

晋代之后，威胁中原的力量就基本都是从东北部来的了：建立了北魏的鲜卑最初起自东北地区，鲜卑化了的汉人建立了隋唐帝国，再接下来，仍然是几个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唱主角：契丹人建立了辽，女真人建立了金，蒙古人建立了元，满族人建立了清。

那么，为什么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会按照这个顺时针次序呢？第一个因素，是中原统治中心的移动。

周、汉、唐三代的统治中心都是长安，所以西边的少数民族总是被长安的繁华和富裕吸引，不断杀到长安。

后来，因为历代定都，关中平原地力和环境长期消耗，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长安的地下水经过几百年污染，“水皆咸卤”，没法吃了，已经不适合基本生活需要。因此中国的统治中心渐次移到了洛阳和开封。而洛阳和开封在地理上是没有防御能力的，这样，正北的乃至东北的少数民族就被刺激动员起来，加入对中原财富的抢掠之中。

来自西北和正北方的匈奴人和突厥人一般满足于掠夺和杀戮，并不想在内陆建立自己的政权。但是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就不同了，他们对内陆的征服越来越深入。一开始是鲜卑族统一了北方，建立了正式的王朝北魏，不过统治的时间不长。而同样起自东北的辽和金就进行了更长期、更稳定的统治。接下来，元更史无前例地征服了全中国，当然最成功的还是后起的、奠定了今天版图基础的清。因此，魏晋之后的中国历史，一半是被“东北人”主导的。

为什么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能成功地统治内陆，而来自西北的只满足于劫掠或者当雇佣兵呢？

因为东北和西北的地理条件不同。西北草原地带降水稀少，只能长草，不能长庄稼。所以西北少数民族只懂得游牧一种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区，每年生产大量的粮食。也就是说，东北的降水量，足以支持农业生产。

因此，东北的游牧民族不只会游牧，还会种地。或者用学术语言说，他们兼游牧、渔猎、农耕三种生活方式于一身。这样的话，他们既懂得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也了解定居的农耕民族的生活特点。

拉铁摩尔最早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我相信（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指出过”，所谓的游牧人征服，主体并不是纯粹的游牧人，而是混合文化人群。巴菲尔德则直接指出，正是因此，“满洲边缘地带”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摇篮。《哈佛中国史》精练地总结，正是因此，“他们能熟练地将游牧者的军队与汉式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来自东北的鲜卑人创建了一种二元结构，就是把游牧民族的军事体制和汉族的农耕社会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

在今天辽宁朝阳一带的慕容鲜卑，曾经建立了一个朝代叫前燕，这个朝代建立了两种并行的行政体系，一种专门用来管汉人，一种专门用来管鲜卑人。这样的国家在经济上能成功，因为有汉人负责提供粮食和赋税，有稳定的农耕为基础，经济上已经汉化了。这样的国家在军事上也能成功，因为他们军事上不汉化，保持了马上民族的军事能力，能“理解游牧民族的联盟如何构成以及他们的弱点在哪儿”。

纯汉人政权建立的朝代，统治区域通常都局限在胡焕庸线以南，或者说，通常只在农耕区内，无法对草原进行有效的控制。

葛剑雄先生曾阐明过原因：

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

但是，在二元结构下，可以同时对草原和中原进行有效控制。因此，前燕之后，同样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以及继承了北魏遗产的隋唐和后来同样起自东北的辽、金、元、清，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二元或者多元结构的朝代。

秦文化受草原文化影响很深，隋朝的政治基因中也有深重的草原因素。

其实不光是隋，初唐政治也受到鲜卑文化的深刻影响。统一了整个中国的隋唐，是鲜卑化了的汉人政权。对此可能很多读者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们传统观念里，隋唐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汉人政权。

但是只要深入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历史上除了有少数民族“汉化”，也有很多汉族的少数民族化的事实。

我们知道，北魏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很快就分裂成了北齐和北周。北周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齐是汉族人建立的。按理说，北齐是一个汉人政权，应该与北周不同。但是如果你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北齐与北周相比，鲜卑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北齐的统治者是“鲜卑化”了的汉人。

“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奠基人高欢是渤海籍的汉人，但是因为祖上很早以前就与鲜卑族杂居，已经完全鲜卑化了。高欢能讲一口流利的鲜卑语，崇拜鲜卑文化，看不起汉人，因此朝廷上下弥漫着“大鲜卑主义”的气氛，“共轻中华朝士”。高欢的儿子高洋经常“散发胡服”，甚至“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高洋的太子喜欢读书，这让高洋很不高兴，说他太像汉人了，“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在他的影响下，北齐朝廷中呈现严重的反汉化倾向。有一个叫韩凤的大臣，也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他非常仇视没有鲜卑化的汉人，动不动就宣扬“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向皇帝建议杀光汉人文官：“汉儿文官……宜加诛戮。”而皇帝竟如其言，对汉人文官“并斩之殿庭”。

所以我们通常只知道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却不知道北齐鲜卑化了的汉人主导的“反汉化”运动。正是在这些鲜卑化汉人的主导下，北齐恢复了很多被北魏孝文帝禁止的鲜卑旧俗，比如“鲜卑语复盛，……谓之国语”。比如皇位继承中的“兄终弟及”，北齐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三位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

那么，北齐为什么如此卖力地反汉化呢？因为有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教训在先。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一开始也是二元结构的，但是孝文帝取消了二元结构，要求30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放弃母语，从头学习汉语，用中原制度统一整个帝国。结果不旋踵，北魏王朝丧失了战斗力，迅速灭亡。这一历史教训正是后来北齐和北周反汉化的根本原因。

隋朝的创立者杨坚也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史载杨坚出自关中名门弘农杨氏，陈寅恪则认为杨坚家族是山东的普通百姓家族。不论如何，这个家族数代都为鲜卑人服务，和鲜卑族生活在一起，已经严重鲜卑化，改姓“普六茹”氏。杨坚娶鲜卑柱国独孤信之女为妻，因此隋炀帝杨广身上至少有一半鲜卑血统。

正是因为已经鲜卑化，所以杨坚从自己的外孙——北周的末代小皇帝周静帝手中夺取政权时，得到大多数鲜卑贵族的明确支持。隋朝建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将军，鲜卑贵族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理解隋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背景。